同样明显的是，过去的苏联领导人对公共健康有一些怪异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基于意识形态对生物学的曲解。他们拒绝一切生物决定论的观念，把那些试图证明进化是真实的，生命始于遗传分子DNA和RNA的遗传学家送进监狱和行刑队。约瑟夫·斯大林统治时期对进化论的坚决反对使苏联科学家和医生智力残缺—在苏共垮台10年后，这种残缺仍然困扰着那片地区的公共卫生。
为了寻找公共卫生问题的答案，我还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印度四处游历，那里的公共卫生危机比比皆是。非洲在经济上追赶世界其他地区的努力在几个国家取得了成功，公共卫生状况经常得到改善，但并非总是得到改善。但正如扎伊尔的埃博拉疫情所反映的那样，一旦出现一个不稳定因素，在腐败的社会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公共卫生灾难。许多苏联时期的国家同扎伊尔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都有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耗尽了其社会部门的生命血液，就像寄生虫从受感染儿童的肠子中吸取生命的精华一样。耐药结核病和艾滋病病毒的流行进一步耗尽了非洲脆弱的经济，逆转了他们的进步和发展进程，并占用了他们所有的公共卫生资源。在非洲饱受困扰的城市里，每一个被填满的墓地都预示着劳动力的又一次流失和社会的又一次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