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的不道破中，他触犯了伦理的秩序。在克尔恺郭尔看来，伦理的层次低于我与我的邻人以及熟人的关系。在保守秘密的同时，亚伯拉罕违背了伦理。他保持沉默，他不泄露被要求做的牺牲的秘密，这肯定不是为了救以撒。
显然，亚伯拉罕在某种意义上又说话了。他说得很好。他可以说出一切，只要他对唯一的一件事保持缄默，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他什么也没有说。这样的缄默胜过了他所有的话。所以说，他说了又没有说。他回答了又没有回答。他在回答的同时却又没有回答什么。他从侧面回答了。他所以说，正是为了在根本上保守秘密。说了又什么也没有说，这是保守秘密的最好方法。然而，亚伯拉罕在回答以撒时所说的，并不单单是为了什么也不说。他说了一些，所说的并非空洞无物，并非是假的。他说了一些并非非真实的话，他说了一件他尚不清楚的，但将会大白于天下的事。
就他没有泄露玄机，没有道破上帝与他之间的秘密的意义来看，亚伯拉罕没有说，他承担了责任，与这责任有关的总是独自的个人，是做决定时的个体性。就像谁也不能代替我去死一样，谁也不能代替我去做决定，去做称为决定的东西。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当我们进入语言的时候，我们便失去了个体性。我们也就失去了决定的可能性或权利。所有的决定都是如此，它在根本上同时是单独的、秘密的和缄默的。克尔恺郭尔注意到，言语会使我们安静，因为它向普遍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