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种特别消沉的情形，她也有像儿童般爱取笑的快活劲儿。她笑别人，笑自己。她对于主人们的行为并非见不到，心里也并非不加批判：例如他们因为无所事事而来的烦恼，太太的郁怒和发愁，所谓优秀阶级的所谓正经事儿，对一幅画，一曲音乐，一本诗集的兴趣。她只有健全而粗疏的判断力，既不像十足巴黎化的女仆那么充时髦，也不像内地老妈子那样只崇拜她们不了解的东西；她对于弹琴，谈天，一切文雅的玩意儿，不但没用而且可厌的，在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占着偌大位置的事，都抱着敬而远之的轻蔑态度。她不免把自己过的现实生活，和这种奢侈生活的虚幻的苦乐，似乎一切都由烦闷制造出来的苦乐，暗中比较一番。但她并不因此而愤愤不平。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她忍受一切，恶人，傻子，一律忍受。她说：“本来吗，各种人合起来才成其为世界。”
克利斯朵夫以为她有宗教信仰作支持；但有一天，她提起那些更有钱更快乐的人的时候，说：“归根结底，所有的人将来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