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自然主义的荒谬之处则在于，它企图恢复自然状态之纯真的那种最初努力。当然，卢梭并没有真正坚持一种前后一贯的原始主义。他的社会契约论没有与其“到森林中隐居去”的格言相一致。前者不过是在新的历史决定论的高度上重建自然和谐的一种努力罢了。他认为，在这种新高度上将所有个体意志组合成一个无摩擦且和谐的“普遍意志”是可能的。显然，在卢梭思想中这种普遍意志的特征并不明晰。它是多数人的意志？抑或只是代表某种关于生命与生命之间完美和谐的理想可能性？明晰性的匮缺暴露了浪漫主义在理解人的自由本性上的无能。浪漫主义没有认识到人们根本无法去界定一个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达到的普遍一致的目标，且个体无法对之彻底超越因而能够对之进行批评。事实上，卢梭不但可以对该目标进行批评和修正，而且他还可以带着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去这样做。
实际上，卢梭的“普遍意志”只能成为多数人的意志。由于在卢梭的哲学中没有关于这一普遍意志的批判原则，因而他关于普遍意志的概念成了某一特定时期的多数人手中的一种专制工具，这种多数人专制很容易转变为少数人专制，后者运用现代民主工具来为其目的披上多数人同意的伪装。所以说，卢梭对于这个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对现代政治罪恶的出现是负有责任的。现代文化史上幼稚与邪恶的关系含有一种意义重大的启示：当人的自由没有得到理解时，便会出现危险。任何试图以极其简单的方式回归到自然的和谐与无害状态的努力，都无可避免地会导致邪恶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人类的野心与贪婪拒绝来自自然合理性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