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还强调圣人的治国之道在于“安天下之民”、“富国富民”。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120]使国富强不是抽象的，而是把“富”落实到具体的“编户”中，即落实在每一私人的利益上。这种“立国惟富”、“富在编户”的主张，正是圣人使民富强无困穷的功利主义治国之道的表现。
在此基础上，唐甄把含有“救民”、“富民”的社会功利之道，当作检验道德的最高标准，彻底批判理学家空谈道德、置社会功利于不顾的观点，把社会道德（即义）与社会功利（即利）统一起来。他认为，道德和功利是不能割裂的，若以修身而害治天下，这种道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唐甄形象地比喻说：车是载物用的，舟是供人渡河用的，圣贤的出现在于救民于水火。如果车不能载物，就不如无车；舟不能涉水，而不如无舟；圣贤不能救民，则不如无贤。强调“君子用则观其功，不用则观其言”[121]。唐甄还反对儒家传统的“以德治国”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主张以“富民”、“治世”为立国之根本，提出“为政之道，必先田市”[122]。要达到“富民”目的，还要“贫富相资”，“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123]。总之，唐甄认为学人的道德标准为“事功”，圣人的治国之本在“富国”，即“泽被四海，民无困穷，圣人之能事毕矣，儒者之效功尽矣！”[124]